洋河自內蒙古高原奔涌而來，桑干河從山西大同蜿蜒東進。兩河相會，始稱永定河。這個交點，就在河北省懷來縣夾河村。
作為晉蒙與京津冀之間的“最后一道生態關口”，張家口段既是永定河上游補水的樞紐，也是因水而興的產業走廊。
從明代烽燧相望的河防要塞，到京張鐵路汽笛長鳴的工業動脈，再到冬奧之后冰雪與葡萄共舞的綠色經濟帶，這段河谷的每一次轉身，都與永定河的脈搏同頻。
畿輔門戶
洋河與桑干河在懷來縣境內匯合后始稱永定河，向東注入官廳水庫，這一“承上啟下”的水文格局，早在元代便凸顯戰略價值。至元三年（1266年），郭守敬主持開鑿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至大都（今北京），“導渾河（永定河）水以通漕運”。
據《元史?河渠志》記載，當時曾以金口河運輸西山木材，支撐大都城建設。同時，洋河沿線設立懷來雞鳴驛、土木驛等驛站，形成“水陸聯運”網絡，加強大都（今北京）與上都（今內蒙古）之間的交通往來。
明代進一步強化永定河的軍事屏障作用。永樂年間，朝廷將宣府鎮（今宣化）設為九邊重鎮之一，并開始依托洋河逐步構建“河防+城墻”防御體系，以洋河為天然屏障，自西洋河至張家口沿洋河修建“邊墻”與烽燧，形成“五里一墩、十里一臺”的防御網絡。土木堡之變后，明王朝對宣府鎮一帶進行有針對性的“堵漏”工程，在洋河沿岸增筑城堡，并增設了火器，進一步加強了洋河一線的軍事防御能力。
清代張家口成為中俄貿易的核心樞紐。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后，張庫商道（張家口至庫倫）興盛，張家口成為口內口外商品集散地和轉運樞紐，洋河沿線的驛站成為行商最重要的補給節點，為駝隊、車隊提供飲水與草料。
與此同時，晉商依托洋河水資源發展釀酒業，雞鳴驛村建起燒鍋十余座，銷往蒙古、俄羅斯。至道光年間，張家口旅蒙商號達280余家，日升昌、蔚泰厚等票號在此設莊，年匯兌銀兩數十萬兩，形成輻射草原腹地的金融結算中心，金融業興起。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后，張家口段的交通樞紐功能進一步升級。鐵路設計師詹天佑在京張鐵路部分路段（如雞鳴驛至張家口段）巧妙利用洋河河谷的平緩地勢來降低路線坡度，從而減少了工程難度。同時，鐵路建設與運營也利用了洋河水作為施工和蒸汽機車用水的水源之一。鐵路的貫通，是張家口近代發展的根本轉折點。
鐵路通車后，張家口迅速發展為北方最大的皮毛集散地。1915年前后，全國相當比例的皮毛貨物經由此地轉運，奠定了區域商貿樞紐地位。與此同時，洋河沿岸出現近代工業，宣化龍煙鐵礦通過配套修建的宣龐鐵路運輸煤炭與礦石，并經由京張鐵路供應京津地區的鋼鐵廠。
至1930年代，張家口已有機械、紡織、面粉等工廠百余家，工業產值占察哈爾省總量的近六成。
生態修復
夏日的早上，在桑干河陽原段，河邊水草輕曳、鳥兒偶落，一幅“山青、水綠、河暢”的美麗畫卷，這里呈現的正是桑干河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的落地成果。
永定河在張家口的流域面積達17662平方公里，串起全市12個縣區，承載著近八成的人口與經濟總量。正如大部分地區發展所面臨的，永定河流域也曾遭遇生態與發展平衡難題，包括桑干河在內的永定河干流及多條支流，一度存在行洪能力不足、生態系統退化、河道徑流逐年減少、環境承載力差等問題。
多年治理不輟，力求活水潺潺。據介紹，“十三五”以來，永定河流域內累計退耕還林1.1萬畝、退耕還濕1.84萬畝，建設陽原桑干河國家濕地公園、懷來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等7個濕地公園，濕地總面積達到2.04萬公頃。不斷加強河道生態修復，截至目前，累計完成河道治理170.46公里，建設堤防154.6公里，沿河村莊、農田等重要防洪保護目標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官廳水庫是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庫，是永定河流域最大的控制和生態節點。走進懷來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這里利用生態修復技術，建設了河北省重要的復合型濕地，包括永久性河流濕地、泛洪平原濕地、庫塘濕地、水產養殖場和稻田5種濕地類型，隨著官廳水庫的流域水源涵養功能和生態環境支撐能力不斷提升，區域生物多樣性逐步恢復，野生植物由106種增至358種，野生鳥類由169種增至192種，其中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有40種，成為當地及周邊群眾開展濕地科普教育、休閑健身的重要場所，也成為永定河流域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的范例。
張家口市生態環境局水生態環境科科長何佩平介紹，永定河八號橋入庫斷面水質由Ⅳ類提升為Ⅲ類。2023年以來流域內10個國省考斷面水質達標率為100%、水質優良率是100%，為歷史最好成績，永定河水環境保護實現質的跨越。
持續向好的生態環境讓當地越來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飯”。雞鳴驛村依托雞鳴驛明清古驛道，將古民居改造成民宿，吸引游客前來體驗。
水脈賦能
從古渡烽火到今日炊煙，桑洋交匯的永定河，護城養民，百姓日子因它越過越旺。
夾河村地處懷來縣桑園鎮核心區，恰好位于洋河與桑干河的匯合點，是永定河干流的“起點地標”。“咱村種葡萄的歷史，比我爺爺的歲數都大，但真正能大面積種、多掙錢，全靠引河水修渠。”夾河村黨支部書記高峰軍蹲在葡萄地里，手指劃過飽滿的果穗，話里滿是對河流的感激。
村里老人王寶林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村里為了種葡萄，兩次組織村民修水渠：“1958年第一次修，1966年又擴修，都是冬閑的時候干，村民們天不亮就出發，揣著棒面餑餑當午飯，天黑才回家。”
兩條水渠從洋河支流引水，穿過村東的旱地，把“靠天收”的坡地變成了水澆田，“以前一畝地葡萄就收200到300斤，渠水通后，收成翻倍，村民們因此靠種葡萄吃飽了飯。”
到了90年代，灌溉條件和種植技術的雙重升級，讓夾河村的葡萄產業迎來“飛躍”。技術升級后，一畝地能收4000斤。如今，夾河村90%的葡萄地種的都是“白馬奶”品種，80%通過京張冷鏈專線銷往京津冀市場，成了北京超市里的“高端葡萄”代表。
除了葡萄產業，依托河流生態改善，張家口沿永定河縣區“錯季蔬菜”產業也穩步發展，通過“京津冀蔬菜直通車”實現“早采午達”，成為北京冬季“菜籃子”的重要補充。
60年前，洋河沿岸煙囪林立，張家口礦山機械廠、宣化工程機械廠機器轟鳴；如今，同一方水土已換了模樣——洋河岸邊，成片光伏板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綠色電能直送京津；不遠處的中國聯通（懷來）大數據創新產業園內，成排的機柜中閃爍著點點藍光，這是京津冀區域目前建設等級最高，機架規模最大，供電、環評、節能手續最齊全的核心級數據中心。
從元代的“漕運關口”，到如今的“生態經濟走廊”，張家口永定河段的變遷，正是流域協同發展的生動注腳。隨著補水機制的完善、產業轉型的深化，這條承載著歷史記憶的河流，正以“活水”之勢，為京津冀晉蒙區域協同注入新的動能。
來源：長安街知事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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